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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明璁
十年前，Swatch出了一對名為「白時黑分（White Hours，Black Minutes）」的手錶。全黑那支錶面上只有白色時針，相對的全白那支則僅有黑色分針。當時剛畢業初入職場的我，經常就左右手各戴一支出門。本來不過就是種標新立異，直到有次我忘記一邊，只戴了黑錶，結果意外發現，原來單靠一根時針來猜時度日的感覺還頗為有趣。
後來，彷彿一隻每天在籠裡隨著轉輪快跑的倉鼠的我，選擇逃離那「忙∕盲∕茫」的職場，準備出國留學。那段時間，我索性就戴時針而已。不需知道精確，只要大概幾點的輪廓就好。即使與朋友約，我也盡量約在一個早或晚點到都沒差的時間，以及一個可以放鬆等待的空間，比如說書店、唱片行、或咖啡館。
那一年，網路泡沫經濟正掀起浪頭，英代爾（Intel）公司創辦人安迪葛洛夫出版了名為《十倍速時代》的超級暢銷書。在科技革命與景氣攀升的號角下，「全面加速，跟上節奏」，成了都會菁英日常工作與生活的準則。而戴著一支只有時針的黑錶的我，卻成為「數位為中產階級」預備軍的逃兵，重回窮酸學生的隊伍，逆向飛往一個比台北慢上十倍速的古老城鎮。爾後劍橋六年，我原本急躁的性子，被慢條斯理的日常無數瑣細馴化，步調宛如康河流水又如慢游之鴨。
每天上下課途中，我帶著相機隨遇而拍。不慌不忙地凝視，透過一點五釐米的觀景窗，我撿拾、擷取了數千個吉光片羽。傍晚只要不下雨，我會沿著康河畔走個一圈，順便進市中心採購食物。雖說是「市中心」，多數區域卻是禁止車輛（甚至連單車也不准）通行的行人徒步石板道。而由於外食昂貴、選擇少又不合口味，更因為鎮日埋首讀書寫字總得尋求放鬆調劑，我常花上兩小時作一頓晚餐，然後配一集家鄉空運來的日劇慢慢下飯。至於那讓人心急卻又只能慢工細活的博士論文，某位大師教授曾安撫大家：「一件事只要值得做，就該慢慢地做」。後來我才發現，這睿智的話竟語出美國脫衣舞孃之后Gypsy Rose Lee。
身處在這座重視研究質感更勝論文量產的大學城，我逐漸發現：要學會一種「能意外發現珍奇有趣事物的本領」（serendipity），必須建立在身心緩慢、沈靜（serenity）的前提。這是劍橋所教我，比那些複雜理論還有用十倍的生活智慧。當時我從未想過，這些慢工、慢食、慢走、慢看等異鄉生活練習，會深深銘刻在我日後返鄉的體內，成為一種抗體，阻隔外在的忙碌牽引，抑制內在的躁進不安。
而有趣的是，原以為純粹只是我個人微不足道的步調變化，回台後竟發現，「慢」突然成了熱門的公共話題，甚至流行時尚的指標。去年某夏夜，我在誠品咖啡館聽到鄰桌兩位時髦上班族的對話，她們聊起剛買的《慢活》與《慢食》：「這兩本書最近好紅，辦公室和網路上都很多人在說，剛好看到就趕快都買了。」「對啊，我也有翻過《慢活》。我在博客來（網路書店）買，寄書還滿快的。」這一小段對話讓我覺得十分弔詭。「趕快去買《慢活》」，這其實有點矛盾和反諷不是嗎？
「快與快活已經落伍了；我們要開始慢與慢活」—暢銷書封面印著這麼一句鮮明口號。一時之間，各類時尚、文化、飲食、甚至趨勢商管雜誌都趕忙跟進，製作起「慢」的專題；就連去年底時報文學獎的頒獎典禮會場，也以「慢食」作為設計主題。而今年初的誠品《好讀》與中國時報人間副刊，則將這個現象稱之為「慢潮」，並列為2005年台灣最重要的文化事件之一。
回到書本身，《慢活》與《慢食》的確都是概念鮮明、資訊豐富、說理與感性兼具、讀起來相當有趣的作品。也因此在報章雜誌和網路上，對這兩本書幾乎是一面倒的好評。我在出版半年後的此時才撰文討論（真是慢吞吞而跟不上進度啊），讚譽之辭就不再錦上添花；我比較想談的是，那些書裡頭沒說清楚但其實很重要的東西，從而反思、重估這波「慢潮」對台灣社會的實質意義到底為何。
在我看來，《慢食》這本書的副標題「味覺藝術的巴黎筆記」，倒更像是名符其實的書名。畢竟讀完全書，我們其實仍無法說出比「細心烹飪、慢慢進食」這個字面意義上的「慢食」更深入點、關於國際慢食運動十七年來所累積的社會文化意義。這本圖文並茂的佳作所帶給我們愉悅之處，說穿了就是一種巴黎布爾喬亞情調的美食經驗、一種講究節奏與細節的享樂主義實踐。然而弔詭的是，慢食要追求的好像不只如此。
事實上，慢食運動在1990年代中期就開始反省自身走向精緻食材與高價美食的危險，認為只談飲食消費而不反省食材生產結構，將使整個運動陷入布爾喬亞化的瓶頸。而這也使得慢食運動從單純的地方飲食聚會或餐廳結盟，進展到對小農經濟的獨立網絡支持。誠然，就作者寫作動機而言並不需要涵蓋這些討論，此項遺漏也完全不影響本書成就。我釐清這些，只是想進一步提出期待：如果《慢食》可以這麼暢銷，希望台灣社會將不只停留在「慢食品味之仿效消費」的層次，而能更進一步正視飲食工業全球化下地方農作的生存價值。
相對於《慢食》略顯顧此失彼，《慢活》就展現出一種全面關照的企圖。不只是主題選擇遍及日常各處，資料收集也廣及歐美日等地。在閱讀中，我經常對作者漂亮的議論點頭如搗蒜。而那些旅居劍橋時的慢食、慢市、慢動、慢工、慢閒等生活記憶，也對應各章一一浮現。但我卻隱約總覺不安，或許可說是某種「社會學家的慣性焦慮」吧。
在書中出場的人物多半是來自先進工業國的專業菁英，有著不言自明的經濟與文化資本。他們有錢、有知識，然後現在希望餐能慢慢吃、愛能慢慢做、行動慢一點、空間寬一點，總之就是，比之前更有閒。而在這樣的慢活追求中，「東方異國情調」的元素被大量援用：靜坐、瑜珈、氣功、譚崔（Tantra）性愛、民俗療法、世界音樂、異國家飾，等等。在我看來，由這一切所型塑出的「慢活」氛圍，絕非只是一種單純的生活態度反轉，更是一次由「布波族」（Bourgeois-Bohemian）新菁英所發動的品味界定爭奪戰。
如果說，「十倍速」或「毫秒必爭」（2000年出版的另一本暢銷書名）代表著網路泡沫經濟時期的主流生活風格與品味定義（比如說追求「擁有更多能使我們數位化而有效率生活之事物」），那麼在這個既是夢想幻滅、又是網路普及的「後達康」（post-“.com”）年代，菁英階層開始尋求另一種新的文化消費邏輯。透過姿態、品味與行為的差異化（「大家都求快，我卻慢慢來」）和評比（「快活落伍了，慢活才時興」），再次認同且強化了其在文化與經濟上的階級優位。這正是為什麼，書中完全未論及藍領勞工、少數族裔、家庭主婦、乃至發展中國家等廣大人群，如何照其方式實踐慢活。
當結構性的限制因素被簡化、甚至忽略，把慢活與否講成一種個人能自由選擇的行動邏輯，這裡頭所製造的品味區隔，就再次複製了各種社會不平等。試著想像，一個得輪三班的勞工或在異國幫傭的女生，冷眼看著這股「慢潮」，大概會無奈地說：「這些人一直佔有我們的時間，但現在卻要我們想想自己該如何多擁有一點時間」。也難怪，有位在速食店打工賺生活費的學生，看到我案頭上的《慢食》與《慢活》時，聳聳肩說：「這是有錢有閒人，或很想變成有錢有閒人在看的吧，跟我好像沒什麼關係」。
我其實想辯稱：不是這樣的，慢活運動有其進步的社會抵抗與文化再造意義。我該跟她說明：常被誤解成「高價珍饈愛好者」的慢食運動發起人Carlo Petrini，其實是個簡樸堅定的左派社運人士；而《慢活》中所揭示的許多理念，也有著六０年代嘻皮主義的浪漫遺風；即便我自己，不也在沒讀過這些書之前，就簡樸地在異鄉生活中被「慢」所自然改造。「慢」在台北被行銷成一種潮流，在中產階級間被論述成一種品味，「慢潮」因此顯得有些虛妄浮誇。但別忘了，有一種深植在我們島嶼上非都會區和傳統鄰里生活中、正港在地的緩慢生活情調，一直都在啊。
就像辛波絲卡的詩句說：「存在的理由不假外求」，要慢活其實也無須焦慮外求（「快去買《慢活》學慢活？」）。透過消費找自由，將是一個永無止境的焦慮循環（書架上《慢活》的隔壁說不定就是《十倍速時代》或《毫秒必爭》）。我們必須從自己體內長出一種能緩慢沈靜下來、能意外發現珍奇有趣事物以取悅自己的能力。然後，也許像小津安二郎電影裡的人物經常看看白雲藍天，或試著跟朋友培養默契偶爾一起不守時間；總之，用各種你所能想到的創意招數（戴一支「時針錶」或完全不戴），在時鐘的精確宰制下，宣揚自己的「時間無政府主義」（chronometric anarchy）。
在《時間地圖》一書中，有個來自西非布吉那法索的交換學生說：「在我生長的地方沒有浪費時間這種觀念。你怎麼可能『浪費』時間呢？你不是正在做一件事，就是正在做其他事，就算只是跟朋友講話或閒坐，那都是一件事啊！」我很喜歡這段陳述，是這麼坦率可愛、理直氣壯，自然而然。對他們而言，根本無須區辨快活慢活，這些對立論述和矛盾心情終究還是落在西方人自己根深蒂固、以時鐘計算來做衡量的時間觀。嗯，感謝那些標題有「慢」的好書為我們開了一扇反思之窗，接下來，放下它們，「把時間給時光吧！」墨西哥諺語如是說，我也願如此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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