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龔尤倩，台灣國際勞工協會顧問、台灣國際家庭互助協會理事

從家暴案件談國際家庭的男性

阿蓮是我接觸新移民婦女的第一個家暴案件。

因為婆媳關係惡劣，丈夫告了阿蓮離婚，把不知情的阿蓮趕出了門；阿蓮在一民間單位協助下申請了家暴令，為自己掙得了留在台灣的空間，並為離婚案上訴。這樣一纏訟，三年過去了。

當初，一位幫忙過的陸偶帶著她來找我。初次見面，居留期限將屆的她還在著急著等待遙遙的司法訴訟。移民婦女被「婚姻」綁架的居留身份，使得我們必須一步步與移民署協調居留展延。煎熬辛苦，不在話下。

幾經輾轉，判決下來了，阿蓮勝訴。這段離婚是不成立的。
　
阿蓮堅持要回到夫家，她想問先生讓不讓她回去幫忙，她說其實先生很辛苦的。阿蓮的丈夫跟媽媽相依為命，因為屢做小生意失敗，總是不得志，五十多歲的丈夫沒有恆產，不得不四處流轉、尋找機會，最近落腳在泰山，開了間牛肉麵館，與媽媽就近租屋。但是生意差極了，一天賺不到三千元。很艱辛地維持生計。

阿蓮與先生因為官司沒有聯絡，期間先生屢次拒接她電話。先生在意她把推擠說成家暴，先生覺得接到家暴令簡直是失透了面子。

我問阿蓮為什麼要回去？

她說，「我看他很可憐ㄚ，我知道家裡的狀況不好，他人不壞就是要面子，脾氣不好。我跟他關係還好，就是婆婆一直講我壞話啦。」

阿蓮堅持要回去跟先生談，我陪她去找了先生。中午時分，我在牛肉麵攤觀察了一下，沒有絡繹的人群，只有他先生孤身一人。走到先生租屋處，剛好先生返家，阿蓮喊他，丈夫視而不理，把我們拒在門外。兩年來第一次看見先生的阿蓮，喃喃地說他瘦了好多ㄚ……..「我相信我有能力幫他，我知道要怎麼做生意，這幾年我也在麵攤工作，只要肯做就行啦……………….」

與子相依為命的婆婆、履次無法翻身的中年男子以及異鄉求生存的越南女子。這個故事真是有太多切面可以去探討他們在台灣的婚姻處境。

然而，泰山街上驚鴻一瞥的男人，嗯，只在判決書上的名字終於現身，低頭緊抿嘴角，佝僂的身軀透露著滄喪，這讓我聯想起了很多周圍的男性。

被標籤的男性

國際家庭的男性、家暴的男性，常常是被社會標籤的。

這些失志的、失業的、稀微的、看不到發展成就的中年男性，往往有著強烈懷才不遇的情結，社會給的條件不夠，他們掙扎著使用身上所有的資糧討生活，維持一個應有的「樣子」。一旦，事與願違，骨子裡的無奈與自卑，小老百姓掙脫不出形形色色的社會控制，男性的形象與成就壓力、家庭生計的壓力….…..像是骨牌般，一張張倒在這些底層男性身上；於是，用酗酒來掩飾沮喪失志的情緒，埋怨、易怒甚至暴力，來發洩心中難以化解的積鬱。面子與尊嚴，往往變成他們營造自我形象的底牌。我認識的很多底層中年男子，當他們掙扎出手，往往側身一轉，淪為家暴者或者是喪志頹廢的失意人。

家庭暴力，反映出的不單純只是夫妻間的失衡，背後那一大堆龐大的社會結構、什麼傳統禮教的社會規訓、刻版男女角色的分工模式、什麼主從蠻夷的種族觀念、缺乏經濟安全與福利體系……….才是更可怕的作俑者。阿蓮與丈夫可以繼續生活嗎？我絕不相信那是社工員或是心理師，四兩千斤的功夫就可以解決的。這樣歷史/文化/政治的交錯，盤根錯節的作用力，真是巨大，它作用在你我之間、作用在所有的夫妻關係之中，當然也更影響了我們的國際家庭。

被另眼相待的國際家庭

婚姻本身就像是一個市場，男男女女在其中各自用著不同的標準稱量著對方，選擇著或是想像著，將來可以「共度一生」的侶伴。我的爸媽年紀相差二十歲，是典型的外省客家老少配，媽媽抵抗著保守客家家族反對的壓力，嫁給了沒有恆產的老爸。二十年後，兩岸通信了，發現自己竟然是二老婆，著實大吵大鬧了好一陣子。其實，二十年來婚姻生活中的真實苦樂，都實際存在著，根本無法磨滅這一路走來的相依情感。老爸當年的謊言怕的是「失去」，他看見了在現實婚姻市場上，老媽毅然決然的勇氣。難道這是一樁欺瞞的婚姻嗎？同樣的視角，也可以轉移到我們的國際家庭上，許多嫁娶過程中的謊言的欺瞞，恐怕需要更多資料與包容去推敲理解。

我們的國際家庭，多半來自在婚姻市場失勢、在婚姻市場上弱勢的台灣男性，他們在條件、資訊困窘下毅然選擇了跨越國界進入了異國婚姻。然而，跨國交往的物質基礎，平民百姓望塵莫及。平民百姓的跨國移動更有著太多的限制，面談機制、依年展期的居留身份，把人人都想成假結婚的「嫌疑犯」。即便，結婚是一項沒人可以否認的權利；幾十年前在本島發生的「媒妁之言，天作之合」，也在自由主義浪潮下成了消散掉的歷史記憶。跨國婚姻，在這樣的社會視野與政府機制雙重作用之下，讓國際婚姻貼上了許多諸如買賣婚姻、這些台灣男性是老牛吃嫩草等「社會標籤」；移民婦女寄錢回家的孝心，也會被曲解「掏金」。這些一般婚姻都會發生的事情，卻因為冠上了「國際婚姻」，被另眼看待，被擴大化了、問題化了。

所以，對於敢踩進這樣婚姻的人而言，不諦是需要勇氣的。我們的社會看到了嗎？

移民婦女的勞動

婚姻，對於平民百姓而言，絕對不是嫁入豪門，更非王子公主貴族生活的保證。對於多數的國際家庭而言，這是現實，這也泰半與他們在台灣身處的社會階級有關。

底層家庭的維生，只有靠勞動。我們的國際家庭泰半都是辛苦工作的勞動家庭，兩個人的結合努力爲的是打拼一個好的生活，努力打拼的方式就是「勞動」；甚至往往是，他們必須要同時養兩個家庭：一個台灣的家，一個母國的家。這些婚姻移民不但得要從事家務勞動、他們必須進入勞動市場，來讓家庭經濟得以持續維持。這就如同我媽媽這般的台灣中高齡婦女一樣的生存處境，她一生工作了四十年了，到現在還在成衣廠沒停過勞動。

當然，對於移民婦女而言，社會、夫家對於他們家務勞動的想像與要求，恐怕更加諸了他們家務勞動的壓力：他們必須生兒育女、料理煮食、打掃應對、照顧臥病長者。猶有甚之，因為他們「外國媳婦」的角色，尤其是來自東南亞國家，母國經濟的弱勢反而加深了偏見，加重了他們的家務勞動，變相「外勞」的想像隱藏在家務勞動之中。

再者，在台灣，維持一個家庭的經濟壓力，製造了社會普遍存在的雙薪家庭；這對多數國際家庭而言更是無法逃避的噩夢。這也使得這些移民婦女們除了傳統家務勞動、生養小孩之外，更逃脫不了儘速進入職場的壓力。這些移民職業婦女，他們都成為必須要養家的外籍媽媽。有的老公失業，外籍妻子更儼然成為家中經濟的重要支柱。

勞動帶給了移民婦女多重的意義，為這些移民婦女拉開了空間，為婚姻移民帶入了新的社會身分與社會位置，開展了不同的社會網絡，也功能化了婚姻移民對於家庭的貢獻，當然這樣的發展也會引進了家庭對於金錢安排、工作時間安排、家務勞動分配等衝突。對於他們而言，生產線上僵化的動作、餐館裡油膩的碗盤、就業市場上歧視的對待………..與白領勞工談著什麼工作中的「自我實現」，恐怕是脫離現實、遙不可及。勞動，雖然有著不得已的生活壓力，但是勞動卻也提供了生活苦悶的出口，也創造了他們新的社會網絡。然而，這些移民婦女所碰到的勞動環境，職場上的同工不同酬、就業歧視、沒有勞工保險、從事特殊的、零碎的工作時段，卻成為移民婦女普遍遭遇的處境。這提供給了我們在地社會一個重要的警訊。

新底層勞動者的處境

根據今年年初，台灣國際家庭互助協會的調查，發現移民婦女因為語言、種族弱勢，往往遭遇到嚴重的就業歧視；即便是進入了職場，也身受低劣的勞動條件之苦。原生的「外籍」血緣以及維持夫家生計的迫切需要，「勤奮移民婦女」的背後，往往是他們屈就低於勞動基準工作的事實。台灣國際家庭互助協會的調查結果，發現多數移民婦女從事餐飲業、家事清掃幫傭以及小外包廠等行業，都處於非正式經濟部門或是處於正式經濟部門的邊緣勞動位置，調查揭露了移民婦女在勞動市場上普遍遇到的困境與歧視，移民婦女已然成為台灣「新的底層勞動者」。

根據台灣國際家庭互助協會發出七十五份問卷的訪談調查，發現在勞動市場上的移民婦女有三大普遍現象：

1. 21歲至30歲的勞動婦女就佔了64%。都屬於青壯年，是年輕的勞動力。
2. 有將近36%的移民婦女從事餐飲服務業，30%的移民婦女在工廠從事製造業部門之工作。
3. 她們幾乎都是「新台灣之子」的母親，是養家的外籍媽媽。

這些移民婦女在勞動市場上遭遇到的五大困境則分別是：

1. 沒有勞保：有72%的移民婦女沒有勞工保險，背負雇主節省勞動成本的結果。
2. 沒有加班費：有68%的移民婦女即便超時工作也沒有加班費。超時加班領有加班費的婦女，也僅有14%領有合乎勞動基準法規定的加班費，她們多半從事製造業。
3. 就業歧視：雇主有意或者是無意(不知道東南亞籍配偶無需另外申請工作証即可工作)使用「請外籍的要申請工作証」、「你沒身分証」、「你操越南口音、我不要用你」拒絕移民婦女求職。
4. 從事特殊的、零碎的工作時段：在高雄，超過一半的移民婦女從事零碎的部份工時工作，她們多在餐飲服務業；這種現象在北部亦然，北部更發現許多移民婦女所從事的工作是下午三點至凌晨兩點的特殊班表。這樣的工時現象使得移民婦女得以兼顧育兒，但為了賺取足夠的收入，往往也被迫身兼二職。
5. 低薪資：除了極少數移民婦女可以進入政府部門或民間社團的通譯工作得以得到合理薪資；多數移民婦女必須依賴超時工作來取得高於基本工資的收入。

在移民婦女紛紛進入勞動市場的事實下，這些移民職業婦女所承受的多重歧視與辛酸，應該被台灣社會正視。相較於家庭暴力防治法對應到家門內的關係，這項調查揭露了底層勞動的處境恐怕更需要公法的介入。

移民勞動者=底層勞動者 世界皆然

全球各大城市的角落裡，餐館的洗碗工、揀菜工，路邊小攤販、洗車工、漁工….，這些底層勞動，都逃不掉移民工的身影。因為來自經濟弱勢的國家，勞動市場狠狠的把他們丟在底層，與我們的中高齡勞動者、失能勞工擺在一起。綜觀全球，勞動基準以及勞動平等待遇是政府的當然職責，更是穩固社會安定保障人民生活的基石。即便對於移工，國際勞工組織早在一九一九年創立初始即已加以注意；在一九一九年十月，國際勞工組織通過的「第二號失業公約」〔Unemployment Convention, 1919 (No. 2)〕，第三條中規定賦予移民勞工「國民待遇」(national treatment) 之先河。以避免廉價移工政策衝擊而惡化了本地勞工整體的勞動條件，使得本地整體勞動市場的條件無法提升。對於移工是如此，對於本地的所有勞動者更應該是如此。

弔詭的是，在台灣，我們的婚姻移民、移工、中高齡勞工，這些台灣新底層勞動者、台灣的邊際勞工，因為他們的勞動劣勢，而同樣有工資與人權的價差，他們都迫於生計，選擇從事低劣勞動條件的工作。任由市場決定的勞動條件，無疑順遂了資本家分化勞工階層的企圖、成就了資本集團剝削利潤極大化的醜惡，使得這一群台灣邊際勞工同樣身陷勞動剝削的處境。當勞動者繼續陷於底層勞動位置，剝削處境無法改善，台灣更將持續成為國際人權黑名單的可恥紀錄。國家公權力的介入，顯得刻不容緩。

川流無阻的資本流動相較於規範重重的勞動力流動，這是失衡的全球化；選擇性的國境控管、差別待遇的移民政策所反映的社會控制，這是犧牲弱勢的內政；勞動體系的零碎化、彈性化與去管制化，更是擴大貧富階級，叫底層勞動沒有出路。當金融危機風暴的年代，公權力捍衛勞動基準的那一條底線更是重要，掉落在勞動基準線底下的人越多，人們越是消費不起了，一個生產過剩的經濟蕭條的時代將接踵而來。

面對這些，從國際家庭的移動到勞動，往往觸及到各種叢結的制度：社會歧視與控制、國境控管、底層勞動保障等人權議題，我們亟需要一個「上位視野」來理解、來抽絲剝繭這些國際家庭的故事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