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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對立的批判性想像
(中國時報,2004/4/13)
十四年前的此刻,我剛從中正紀念堂野百合廣場返回校園。帶著滿腦袋不成熟但熱血澎湃的左翼思想、以及若隱若現卻又自我壓抑對教條的質疑,在幾次校際會議中,我看到了凡政治皆有之的路線爭議、以及稍嫌醜陋的權力爭奪。那時我讀了村上春樹《挪威的森林》,裡頭有段描寫日本學運內部的日常腐敗。村上這麼眉批:「他們最大的敵人不是國家機器,而是缺乏想像力」。
這句話從此嵌進了我的腦裡。我經常質問自己:「是否在激情對抗中失去了什麼想像力?」—不是天馬行空的幻想,而是社會學家米爾斯所倡言「社會學的想像力」,一種可以穿透表象、或另闢道路的另類思考。回溯九0年代中期,對於關心社會平等更勝國族打造的我來說,其實是民進黨在近十年中,最具「進步」可能性的時刻。當時一連串有關福利國家的主張,展現了民進黨對這塊島嶼有無可能出現歐洲社會民主體制般的精彩想像。
很可惜,媚俗的選舉主義迅速淹沒上述想像,取而代之是國族認同的鬥爭,一種容易動員、不必費心想像的新路線。誠然,對台灣如此身份不明的國際孤兒來說,這固然是迴避不了必須面對,但令人擔憂的卻是:新的國族想像,竟建立在舊的族群衝突上。就這點而言,在九0年代末期持續老化衰敗的國民黨與即將掌權的年輕民進黨,其實都面臨同樣缺乏想像力的問題。
爾後在民進黨執政的四年中,國民黨始終仍是個乏善可陳的反對黨。他們不提藍圖、沒有願景、更別說突破狹隘對立的另類思考,以為只要頻扯後腿即可贏取民心。面對如此對手,扁政府整天想的當然也就只是防守或反攻,根本別提「執政想像力」的開展與實踐。更悲哀的是,多數人民,也在媒體反智的推送下,無力發展公民社會應有的「對抗性想像」,而成為藍綠兩黨圈劃疆界裡的禁臠。
另類思考的嚴重萎縮,讓貧乏的二分法宰制了我們社會。藍綠、統獨、朝野、本省vs.外省、北部vs.南部…所有簡化社會真實的二分,讓我們在思考問題時失去了深度。彷彿島嶼上沒有了彩虹光譜,只剩下對峙的兩種顏色。如此魔障,即另不少知識份子也深陷其中。比如說,對日前中正堂前的那場「擬」百合靜坐活動,先是來自真或假的二分批評,然後則是反對這些批評的批評,多半又以「老野百合當權新貴vs.現在在野的新野百合」等二分邏輯來質疑。在這樣的「二分」對戰中,許多人的真實聲音與複雜感受(像是那些佔絕大多數、參加過當年野百合,但如今也不是當權新貴者的想法)就這麼消失在公領域。
我對學生靜坐頗有微詞,卻不等於我就與當權者同聲一氣。這個被媒體過度放大的學運,讓我質疑的也不是他們的真假,而是他們稍嫌虛妄的姿態,以及在論述上的想像貧血。當他們窩在「不分藍綠」的廉價口號中,刻意營造悲情、訴求卻明顯貼近一方的政治主張;於此同時,在校園裡其實還有更多一直在紮實經營的學運社團,繼續著他們對各類公共事務的關心與介入。紀念堂前的靜坐學生或許熱情,但對「民主」的想像卻相當狹隘。只是不斷挪用各種老舊的抗爭符碼、複製某種保守價值(如「學生很純潔、老師來保護」等),而無法提出他們對未來的、政治社會文化經濟種種制度重構的想像。正是這種「看起來很重(悲情手段)其實卻很輕(沒有論述)」的貧乏,讓我終究無法支持他們的行動。
但相對的,昨天我卻很高興在另一群多元而異質的年輕學子身上,看到了想像力作為一種戰鬥武器的可能。在與陳總統的對談中,百餘名學生展現了一種具有「動態協商」而非「兩極對抗」的成熟氣度(這該另許多老人政客感到汗顏)。「反藍利用、拒綠摸頭」,他們先場外抗議再場內建議。從反高學費、媒體公共化等社會經濟制度重構,乃至中學生留長髮權的日常政治,我們看到的是如此百花齊放、兼具批判力道與實踐可能的想像力展現。
這種社會學式的行動想像,翻轉了以選舉為軸線的政治對立想像,將批判的能量重新灌注到理性論辯的社會領域與生活世界。這一刻我們終於呼吸了一口許久為聞的清新氣息,那是一種充滿「另類可能性」的批判聲音、一種來自新鮮彩虹而非老套藍綠的味道。而這,不正是我們所在島嶼現刻最最需要的嗎?!
(中國時報,2004/4/13)
十四年前的此刻,我剛從中正紀念堂野百合廣場返回校園。帶著滿腦袋不成熟但熱血澎湃的左翼思想、以及若隱若現卻又自我壓抑對教條的質疑,在幾次校際會議中,我看到了凡政治皆有之的路線爭議、以及稍嫌醜陋的權力爭奪。那時我讀了村上春樹《挪威的森林》,裡頭有段描寫日本學運內部的日常腐敗。村上這麼眉批:「他們最大的敵人不是國家機器,而是缺乏想像力」。
這句話從此嵌進了我的腦裡。我經常質問自己:「是否在激情對抗中失去了什麼想像力?」—不是天馬行空的幻想,而是社會學家米爾斯所倡言「社會學的想像力」,一種可以穿透表象、或另闢道路的另類思考。回溯九0年代中期,對於關心社會平等更勝國族打造的我來說,其實是民進黨在近十年中,最具「進步」可能性的時刻。當時一連串有關福利國家的主張,展現了民進黨對這塊島嶼有無可能出現歐洲社會民主體制般的精彩想像。
很可惜,媚俗的選舉主義迅速淹沒上述想像,取而代之是國族認同的鬥爭,一種容易動員、不必費心想像的新路線。誠然,對台灣如此身份不明的國際孤兒來說,這固然是迴避不了必須面對,但令人擔憂的卻是:新的國族想像,竟建立在舊的族群衝突上。就這點而言,在九0年代末期持續老化衰敗的國民黨與即將掌權的年輕民進黨,其實都面臨同樣缺乏想像力的問題。
爾後在民進黨執政的四年中,國民黨始終仍是個乏善可陳的反對黨。他們不提藍圖、沒有願景、更別說突破狹隘對立的另類思考,以為只要頻扯後腿即可贏取民心。面對如此對手,扁政府整天想的當然也就只是防守或反攻,根本別提「執政想像力」的開展與實踐。更悲哀的是,多數人民,也在媒體反智的推送下,無力發展公民社會應有的「對抗性想像」,而成為藍綠兩黨圈劃疆界裡的禁臠。
另類思考的嚴重萎縮,讓貧乏的二分法宰制了我們社會。藍綠、統獨、朝野、本省vs.外省、北部vs.南部…所有簡化社會真實的二分,讓我們在思考問題時失去了深度。彷彿島嶼上沒有了彩虹光譜,只剩下對峙的兩種顏色。如此魔障,即另不少知識份子也深陷其中。比如說,對日前中正堂前的那場「擬」百合靜坐活動,先是來自真或假的二分批評,然後則是反對這些批評的批評,多半又以「老野百合當權新貴vs.現在在野的新野百合」等二分邏輯來質疑。在這樣的「二分」對戰中,許多人的真實聲音與複雜感受(像是那些佔絕大多數、參加過當年野百合,但如今也不是當權新貴者的想法)就這麼消失在公領域。
我對學生靜坐頗有微詞,卻不等於我就與當權者同聲一氣。這個被媒體過度放大的學運,讓我質疑的也不是他們的真假,而是他們稍嫌虛妄的姿態,以及在論述上的想像貧血。當他們窩在「不分藍綠」的廉價口號中,刻意營造悲情、訴求卻明顯貼近一方的政治主張;於此同時,在校園裡其實還有更多一直在紮實經營的學運社團,繼續著他們對各類公共事務的關心與介入。紀念堂前的靜坐學生或許熱情,但對「民主」的想像卻相當狹隘。只是不斷挪用各種老舊的抗爭符碼、複製某種保守價值(如「學生很純潔、老師來保護」等),而無法提出他們對未來的、政治社會文化經濟種種制度重構的想像。正是這種「看起來很重(悲情手段)其實卻很輕(沒有論述)」的貧乏,讓我終究無法支持他們的行動。
但相對的,昨天我卻很高興在另一群多元而異質的年輕學子身上,看到了想像力作為一種戰鬥武器的可能。在與陳總統的對談中,百餘名學生展現了一種具有「動態協商」而非「兩極對抗」的成熟氣度(這該另許多老人政客感到汗顏)。「反藍利用、拒綠摸頭」,他們先場外抗議再場內建議。從反高學費、媒體公共化等社會經濟制度重構,乃至中學生留長髮權的日常政治,我們看到的是如此百花齊放、兼具批判力道與實踐可能的想像力展現。
這種社會學式的行動想像,翻轉了以選舉為軸線的政治對立想像,將批判的能量重新灌注到理性論辯的社會領域與生活世界。這一刻我們終於呼吸了一口許久為聞的清新氣息,那是一種充滿「另類可能性」的批判聲音、一種來自新鮮彩虹而非老套藍綠的味道。而這,不正是我們所在島嶼現刻最最需要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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